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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执政首在依法治权

攸县政府门户网站:www.hnyx.gov.cn 更新时间:2015-03-20 [打印] [关闭] 字体大小:

 

党的十八大以来,中央先后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,一是践行群众路线,二是全面深化改革,三是推进依法治国。可以说,三者之间互相联系,互相补充,互相支撑,特别是在执政用权方面都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:群众路线要求我们继承光荣传统,破解作风顽疾,明晰权力由谁而来,为谁而用的问题;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我们打破局部利益、破除思想藩篱,对权力进一步规范清理;依法治国则要求我们持续强化法治意识,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。带着这些思考和认识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,结合基层实践经验,笔者认为推动依法执政、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始终紧扣依法治权这个核心,优先解决三个突出问题。

一、根除“权大于法”的认识问题。严格依法治权,首先就要正确认识法与权的关系。当前,我们必须看到“权大于法”、“权重于法”的惯性认识仍未根除,一些问题在基层尤为突出。一是有权就是法的思想。一些领导“搞特权”、“开后门”、“批条子”,以权压法、以权代法、以权管法现象客观存在。“我是政府的,我就是王法”、“谁耽误发展一阵子,就让他难受一辈子”……近年来,被媒体曝光的“官员雷人语录”,也验证了部分领导“老子天下第一”的霸道认识。二是唯上不唯法的现象。“谁的级别高就听谁的,谁管的领域宽就听谁的”,“唯上不唯法”、“唯权不唯法”的现象时见报端,在部分地方这些“讲党性”、“会来事”的干部提升空间反而较大,造成了一定负面示范作用。三是信官不信法的问题。实事求是地说,大多数群众办事第一反应还是找领导、拉关系,把领导批字当“尚方宝剑”,信访不信法问题较为突出。举个很普遍的例子,现在很多工亡农民工的亲属不会先申请工伤认定,而是停尸“讨公道”、抬尸找政府,为什么?很大程度上就是“权大于法”的惯性思维导致的,大家都觉得找领导比找法律更管用、更方便、更靠谱。

破解“权大于法”的难题,关键是要从思想上铲除滋生“权大于法”的人治土壤,让法治成为一种共识、一种习惯、一种信仰。一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、普法、守法。任何时候,政府行为都是最鲜明、最有力的导向。我们要从法律进机关抓起,推动法律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进单位,要通过全民普法形成“越是加快发展,越要依法用权;越是干事创业,越要依法办事”的共识。二是要引导群众依法维权、依法办事。“权大于法”的现象滋生,既有干部违规用权的问题,也受群众“盲目找权”的影响。因此,我们要加快探索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、依照法律办事的有效方式。比如,近年来我们持续实施结对共建制度,推动县直部门、乡镇街道的领导干部与304个村全面结对,在了解掌握群众诉求的同时,鼓励和帮助群众拿起法律武器解决问题,全县法治氛围日益浓厚。三是要加大权力腐败惩治力度。实践表明,重惩重罚最能树立“法律至上”的鲜明导向。立足落实层面,就是要突出一把手、组织人事、财政管理、工程建设等重要岗位监管,突出资源矿山、工程项目、国有资产处置等高危领域监察,突出重大案件查办查处和责任追究,加快解决“守法代价高、违法成本低”的用权和执法难题,发挥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,在广大干群中逐步树立法律权威。

二、明确“权为民用”的导向问题。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,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、依靠人民、造福人民、保护人民。然而,基层当前还存在一些权为己用、权为利谋、有权不为等问题,既损害群众利益,又伤害群众感情,在群众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值得我们深思。一种是政府管得多了点主要是群众办事的项目多、程序多、收费多。事实上,按照法律规定、上级精神,很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项目早应被清理,但在基层执行中,一些部门搪塞敷衍,搞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, 清理的大多也是不收费项目,收费的项目基本没动。另一种是政府管得少了点集中体现在群众办事找不到人,找到了也办得慢、办得难;社会管理还存在很多盲区、薄弱区和真空区,政法队伍力量与群众诉求还不适应,拿攸县来说,虽然这两年公众满意度测评始终在全省前十,上半年更是拿到第一,但人员紧、积案多、队伍鱼龙混杂等问题依旧存在,可以预见其他地方还要困难;此外,群众反映当前提供的依法维权程序繁琐、时间较长、成本较高,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“信访不信法”的问题。

权为民用、还权于民,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发展和维护人民权益,也是一种法定职责、法定义务,必须进一步强化,进一步深入。当前,应突出抓四个方面:一是公开权力清单。比如,攸县加快行政审批改革,参照法律规定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近三轮的大清理,明确办结时限287项,确定收费项目89项,优化办事流程377个,精减申报资料507项,并全面对外公开,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,得到了群众的普遍认可。二是创新社会管理。在这方面,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,如在城区建立数字化综合信息平台,统筹公安、交通等职能部门应用功能,实现城区执法、市政管理等11个方面资源共享,从而提高管理效率,降低管理成本;在乡村社区建立公民信息台帐,随时掌握人员变动、治安状况、群众诉求等信息,更好地落实维稳、维权工作。三是畅通依法维权渠道。一方面要进一步简化各类诉讼、维权程序,让群众更方便快捷地拿起法律武器;另一方面要降低法律服务受理门槛,减免服务费用,缩短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期限,解决群众“找谁维”、“怎么维”、“维得慢”等困扰。四是引入群众评议。着力拓展电视问政、现场问政、网络问政等评议渠道,组织“两代表一委员”、企业业主、基层群众与各级领导及部门单位一把手直接对话交流。近两年,我们围绕服务发展、封山育林等主题积极开展了“百问百评”、“百人问政”、书记网友见面会等活动,群众参政议政意识和干部为民用权意识明显增强。

三、解决“用权随意”的根本问题。我们提出依法治权,最终是要从根本上实现权力的规范运行,着力构建权责法定、执法严明、公开公正、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。实事求是地说,当前基层用权随意、随心、随性的现象客观存在,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。一是领导决策功利化一些地方的决策追求政绩、追求形象,政府办事不计成本、不谋长远,实际背后的困难和矛盾重重。如近些年接连出现的“造湖运动”、“造城运动”等问题就暴露出“政绩思维”决策非理性和非法治的用权特点,在政治上、社会上、发展上都产生了较恶劣的影响。二是执法用权人情化部门选择性执法、人情化裁量现象客观存在,如一些地方企业反映,如果没有点关系、没有点人情往来,执法人员动辄开单罚款、停工停产,这对地方、对群众而言都是一种负担。三是问题处理简单化有的领导干部解决矛盾纠纷图省事、图简单、图清净,缺乏全局意识和长远意识,存在“摆平就是水平,稳定就是搞定”思想,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,甚至用非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,滋生了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”、“大闹大解决、小闹小解决、不闹不解决”等一些新的问题。

解决这些问题,一方面需要中央到地方建立健全各类权力运行、公开和监督机制,真正把决策、执法、司法等各类权力关进制度的“笼子”;另一方面要紧扣基层实际,切实抓好几个关键环节的落实:一是严格依法决策。决策失误是地方权力运行、工作开展的“根源性失误”,可以说决策错误就意味着“一错百错”。对于重大事项决策,要结合领导、专家、群众三方面意见,抓好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五个法定程序,同时探索将依法决策纳入政绩考核内容,确保各类决策科学、民主、规范。二是严格执法标准。实事求是的说,很多基层反映的社会抚养费征收、企业处罚等执法用权尺度不统一、不公正的问题,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对行政裁量权约束不够。为此,地方政府要进一步明确行政自由裁量基准并向社会公布,强化执法监督,切实减少人为操控弹性,促进执法结果更公平、更公正。同时,要强化执法人员的民本意识,对困难群体的行政处罚、行政征收尽量就标准下限,减轻群众负担。三是严格终身追责。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明确,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。从规范基层用权角度出发,可尝试把终身追责落实到地方工作的方方面面,强化执法、司法等用权监督,通过责任加码、问责加力,加快解决“一届决策、几届包袱”、“拍脑袋决策、拍胸脯保证、拍屁股走人”等决策问题,解决冤假错案频现等司法问题,解决“有权不用就作废,挨到退休便安全”等贪腐问题,解决重大项目开发、民生工程质量等工作责任的问题。